当前位置：财经速报网 >> 财经宏观 >> 文章正文
石喻2021:新格局下的创新与宏观政策
经济观察网 李晓丹/文 2021年是“十四五”计划的第一年，也将开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外双循环相互带动的新的发展格局，成为核心问题。这意味着2021年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多挑战，也意味着激发各种市场主体的活力，改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系，建立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12月18日，由《经济观察报》和京官传媒联合举办的宏观经济论坛和创新峰会在海南三亚举行。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何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终身名誉教授徐小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周浩，紫光金融教授等就如何认识中国经济新阶段，如何推进创新，如何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新阶段
2021年中国经济将面临的不确定性并没有减少，此时中国经济也在努力寻找新的确定性。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何铿表示，当前经济存在三大不确定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可能会反复发生。中国经济还有很多变数；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如何再次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对外贸易和外交上进行沟通；第三个因素是金融问题，后疫情时代如何撤销非常规政策。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经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何伟认为，这从三个层面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硬核指标：一是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二是到2035年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两番的目标；第三，实现“两个显著”和“一个均等”。“两个显著”是指中等收入群体明显扩大，城乡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明显缩小；“一个均等化”是指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均等化。
何伟说，中国的“双循环”不是简单的市场循环，而是要贯穿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在生产过程中打通和构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资金链；在分配环节，涉及收入分配政策和财税制度的改革；在流通环节，要利用数据科学搭建物联网，降低流通成本；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因为消费最终是由居民收入决定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终身名誉教授徐小年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个根本性的变化，是中国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也意味着1978年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带动的高经济增长已经基本结束。
徐小年对比了1978年至2008年这30年的投资和GDP增长率，发现前者的增长率是后者的1.5倍至2倍，说明投资是这30年经济最有力的驱动因素。
那么，2008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什么新的发展阶段？最直观的指标是投资增速快速下滑。这几年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基本保持同步。“投资已经失去了对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作用。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中国的工业化和以工业化为基础的资本积累已经基本完成。”徐小年表示，宏观数据显示，投资的高增长已经不复存在，而在micr
关于中国经济的新阶段，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刘尚希说，为了实现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的目标，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经济发展的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我们应该只找到确定性，努力为中国的发展建立确定性的财政政策。“这里的财政政策不是宏观经济框架下的财政政策，而是着眼于需求的短期财政政策。我说的财政政策是公共政策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它既有短期政策，也有长期政策。也可以说是结构改革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刘尚希解释道。“积极的财政政策，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社会政策，都是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叠加，而不仅仅是对经济大惊小怪。因此，财政政策的含义是广义的，而不是狭义的。”刘尚希进一步强调，在谈到财政政策时，不应考虑宏观经济中的短期财政政策，扩张或收缩、赤字和债务等指标不应与实际的财政政策做法相吻合。
刘尚希说，“十四五”计划开启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下半年。“全面现代化”的“综合性”很重要，是理解下半年经济发展逻辑的重点；整体现代化实际上包括三个层次的现代化。在理论维度上，一是物质现代化，二是制度现代化，三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发展的前半段，主要追求的是物质现代化。现在，现代化应该向人的现代化转移，即以人为本的全面现代化。
“这是理论上的三维现代化。也可以说预示着三个发展阶段，但这三个发展阶段是叠加的，不是截然不同的；人的现代化还需要推动物质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不是说前两个现代化实现了，而是现在要建设全面的现代化，而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现代化的逻辑。”刘尚希说。“十四五”计划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建设自主技术，保证一条在极端情况下也能自我运行的产业链。这是“十四五”计划的重中之重。未来，自主技术和自营产业链将是重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说。
姚洋进一步表示，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宣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中国的碳排放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排放强度将比2005年降低65%，这是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
姚洋认为，“十四五”计划正式颁布后，减排可能成为地方政府考核的一项指标。
如何激发创新
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经济增长不再能依靠投资和资本积累，那么经济增长靠什么呢？“经济增长只能依靠创新，不能靠增加资源投入，而是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推动创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必须依靠创新。”徐小年说。
徐小年强调，目前的创新应该是广义的创新，不仅包括硬技术创新，还包括服务创新、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甚至管理创新。
徐小年也指出，要分清发明和创新。发明是新技术的突破，创新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徐小年认同约瑟夫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创新可以从零开始创造，但不一定从零开始。创新更多的是现有技术的结合和现有技术的创造性应用。“创新的主体必须是企业和企业家，创新的主战场必须是市场。”徐小年认为，创新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创新不是有计划的，创新靠想象。因为创新具有高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所以它也必须需要高回报来匹配，从而提供stro
在后工业时代，我们如何鼓励创新？徐小年的建议是，要有效保护产权，就要把产权保护作为一种激励机制，让企业和企业家获得稳定的预期。创新不仅是寻求经济和商业回报，也是寻求社会和精神回报。
“创新是企业家自由思想的结晶。创新是通过市场上的资源自由流动来实现的。在后工业时代，创新的本质是建立在与工业时代大规模工业生产能力完全不同的基础上的。因此，在后工业时代，为了刺激和鼓励创新，我们需要与工业时代不同的条件和环境。”徐小年说道。
徐小年还提醒，创新往往意味着改变现有的经济和产业格局，这往往会导致失业。这是由于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导致就业岗位的转移，在经济学上称为结构性失业。某种程度上，鼓励创新也需要接受结构性失业。
比如他说，当沃尔玛作为大卖场新的商业模式出现时，危机降临到大大小小的情侣店，沃尔玛在当时的报纸上遭到了声讨。现在，以前的夫妻店找到了新的业务，消费者也从沃尔玛这种新的商业模式的崛起中受益。
刘尚希认为，创新是一种生态，必须有广阔的社会基础，这意味着整个国民素质、科技文化素质都需要全面提高，从而形成创新的广阔社会基础。有了这个广阔的社会基础，创新才能从模仿走向奔跑，再走向领先。
姚洋从产业链的角度，为新时期自主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当前创新的建议。
目前，中国是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工业目录中所有工业类别的国家。姚洋认为，改革开放40年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最近20年，加工贸易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
姚洋对广东、江苏、浙江三省的加工贸易进行了调查和比较，发现随着全国加工贸易的深入，江浙出口创造的增加值正在下降。然而广东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虽然增加值占比也在开始下降，但经过20年的调整，出口增加值开始上升。广东外贸出口的实际案例为我国外贸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转型路径。
至于疫情期间关于经济脱钩的争论，姚洋当时判断世界不会与中国脱钩，原因之一是中国有如此完整的产业链，世界离不开中国。
除了出口附加值的变化，姚洋还表示，高科技并不完全与外界处于竞争关系。目前，竞争与合作并存。国内很多尖端企业其实都有和国外企业的合作，技术交流合作最终是双赢的。另外，改革开放初期进口替代的发现是一个自然过程。中国的比较优势之一就是增长迅速，就是劳动力的进步。2008年，中国一个工人相当于90年代的12个工人。"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计划和计划的问题."姚洋说，筹码卡在脖子上，但投资不能操之过急，所有PlanB都不能变成PlanA。对于这些卡脖子技术，需要保持开放包容的国际环境，这是中国技术进步的最佳路径。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紫光金融教授周浩认为，众多国际经验证明，技术创新和发明主要来自中小企业，而大企业主要依靠技术成功和提供平台。然而，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往往缺乏技术创新迫切需要的投资信用支持。政府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如结构性财税支持政策、结构性信贷减息和延期货币政策等。可以更倾向于中小企业。其中，税收优惠政策体现了政府的“有形之手”，而结构性货币政策体现了市场的“无形之手”。
如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疫情不仅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考验了宏观政策的调整和实施。2020年4月和5月，学者们争论中国是否应该将财政赤字货币化。周浩表示，2020年的一系列结构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
财政赤字货币化热议的背景是，金融危机后，外国央行实现通胀目标和失业的政策操作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外国金融部门在重组和弥合收入分配差距方面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这场讨论。
“中国没有选择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方式，而是采取了结构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周浩说。
此后，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后逐渐复苏，甚至在年底实现了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正增长。周浩认为，这也证实了结构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周伟认为，中国不会采取赤字货币化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在法律层面，《人民银行法》禁止央行从一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除非依靠特殊的金融技术，可以绕过赤字货币化的目的；二是在风险控制层面，赤字货币化存在严重通货膨胀的风险，容易导致货币过度超调，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在转型发展的第三个层面，赤字货币化会导致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加强。地方政府或地方融资平台或地方国有企业将继续占据主要信贷和金融资源。民营企业(主要是制造业)发展机会有限，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不会得到根本提高。
在财政政策方面，接下来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效率与公平的渗透。
“财政政策应当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当以人为本。”刘尚希说。
根据计划，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于2035年实现。刘尚希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根据地理概念、行政区划和登记人口推动的，但现在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工业化促进了劳动力流动。城市化是人口和家庭的迁移，形成人们的聚集。人口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静态社会到动态社会，动态社会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公共服务和人。
刘尚希的建议是，首先，公共服务必须跟随项目中的人，人们不能回到他们注册的地方；其次，转移支付要跟人。只有转移支付跟人走，才能实现基础服务均等化和人的移动布局匹配，公共服务才能真正转化为公共消费，才能平等提升群众素质和能力，才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缩小群体差距。
对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政策，刘尚希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即在国内供求之间形成正反馈，即供给创造需求，需求引导供给，关键是人的问题。供给质量的提高靠的是创新，创新靠的是普罗大众的素质和能力，可以设计好，做好，做好，从而形成以人为本的诚信生态。需求也是如此。自1998年以来，一直提议扩大内需。20多年过去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贫富差距。
“扩大内需，必须以人为本，提高人的能力。首先，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基本权利，这是缩小群体能力差距的前提，从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内需。从需求来看，人必须是核心。”刘尚希说。
刘尚希说，金融的重大突破是2003年提出的一个响亮的口号，“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亮农村”，这使金融成为所有人和所有人的金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财政政策在促进社会平等、缩小城乡居民能力差距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